小組報告投影片摘要

1.宗教團體為數眾多，但是其中較具規模的幾個：慈濟、法鼓山、佛光山、中台禪寺，各據一方，除了作功德外，也不忘大興土木(資本累積)，如何解釋?

賴建誠教授的觀點
〈為什麼歐洲的教堂要蓋這麼大這麼久？〉
1.孔雀開屏效應（grandeur effect）
2.獨佔地方資源
3.繁榮地方經濟，活絡當地的就業市場

A.R.E.的觀點
1.孔雀開屏效應
宣教、炫耀
2.獨佔地方資源
經濟狀況不同，不需要獨佔資源
3.繁榮地方經濟，活絡當地的就業市場
對經濟影響不大
現實需要 ex.信眾越來越多。

2.宗教團體的整合問題

理念：行善、心靈寄託。

教義：法門=行門（行善）+解門（誦經）
=>不同的發展方向

硬體、資金
沒有整合的誘因，但有合作的可能。

四大宗教活動比較

從歐洲宗教看台灣的宗教團體（孟容）

我沒有想過用經濟學的眼光來看歐洲的宗教活動會如此有趣，我可以大至理解以哲學的方式來了解宗教(宗教哲學)，但是由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所得到的結論，就好像以不同的層面將宗教給層層析離，很多的時候你並無法從某一特定層面看到另一層面的觀點。
　　把歐洲的宗教視為一個市場，市場上競爭的宗教商品眾多，其中以基督教為市場上占有率最大的宗教商品，姑且不論基督教如何在這個競爭市場上取得龍頭的地位，我想要討論的是「觀察基督教如何經營維持自己在宗教市場上的地位」，因為從存在主義的觀點來看，的確有一部分的人會將對於自我人生的主宰交付給宗教，我假設全人類中有一部分的人「需要」宗教這樣東西，因此「供給」相應而生，根據哲學理論，這些需求只要有人，就不會消失，這樣看來，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不用擔心需求，只需要煩惱在這塊幾乎固定的大餅中，如何能得到最大的那一塊餅，基督教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幾乎掃遍了全歐洲，它在歐洲投入大量的金錢、興建曠日費時、規模宏大的教堂，對此Bercea提出了「超額設備」的說法解釋了歐洲各國為什如此熱衷於高聳宏偉教堂的興建，一來將剩餘的資源大幅投入教堂的興建，二來透過如此「大手筆」的投資，希望能遏阻想要進入宗教市場的其他競爭者，等於告訴他們「除非你能投入與我相當的資源，否則你別想在這個市場立足」，同樣的理由，我們可以檢視為何近年台灣宗教市場上各據一方的宗教團體也開始大興土木。
　　另外，相較於歐洲的宗教市場呈現了均衡的狀態，台灣現在宗教市場上「北法鼓、南佛光、中中台、東慈濟」的勢態是否為均衡？四個宗教流派，看似互異，但其實都是挾著佛教教義為本，與歐洲的基督教市場上支派林立的情況相去無多，近年來文地理學的研 究範圍中興起來一門名為「宗教地理學」的討論主題，我在國家圖書館找到一篇由彰師大地理學系碩士生王靖茹所作 的「台灣民間信化信徒宗教活動空間選擇行為分析」，但是很可惜的是無法查尋到全文，僅引出他在摘要提出的與我要討論主題相關的看法，「本研究假設台灣民間信仰信徒的宗教活動空間行為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不但會受到空間距離、旅行成本大小的影響，還會受到宗教設施所在的區位環境屬性和規模的 影響。」在經過統計卡方檢定後，他得出結論「台灣民間信仰信徒的宗教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是雷同於日常生活的其他活動，決策時都會受到成本效益的影響，由此可進一步推論理性選擇、最大效用、最小成本的決策機制，可能並非僅存在於市場交易活動中。」借用該論文結論，我想對於台灣佛教為何呈現四足鼎立的情況，而是否接下來會發展成一家獨大，或維持四個主流派系的均衡，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解答，如果說各家信徒在選擇該跟隨哪家時，地理上的接近也是他的決策因素之一，則也許一家獨大的情況不會發生。但信徒在選擇其信仰時，還有其他的考慮因素，則這個因素得另立一篇來探討。

廠商存在的本質與工業革命再認識(孜旻)

在閱讀《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作者以交易成本的論點，對工業革命產生一系列的推理甚是精彩，既打破讀者對工業革命原先的歷史認知，也使人深思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究竟會使研究越作越明，對當代經濟現象產生更深刻的認識與解釋，抑或將經濟學家帶往純數量的學術理論殿堂，因為推動經濟制度的改變之因素是「其他條件」？

作者認為工業革命不像歷史學家對機器的稱頌與看重，而認為一切生產制度變革的推手是「交易成本」。私人交易的前提是有明確的財產權，而其改善了要素和產品市場。結果，市場規模的擴大導致了更高的專業化與勞動分工，從而增加了交易成本。組織變動的設計旨在降低這些交易成本，結果不僅降低了創新的成本。同時又因市場規模擴大以及發明的財產權得到更好的界定，從而提高了創新的報酬率。正是這樣一系列的發展舖下了真正的技術革命－第二次經濟革命，也就是科學與技術的結合(P168)

就我的理解，作者的意思是工業革命始於市場規模擴大，其導致專業化分工程度越高，又此現象導致廠商取代市場，之後利於監督員工與增加產能的工廠出現，降低管理成本、同時專利權有創新的誘因，機器設計，使得機器取代手工的情況在工廠內發生，此即史學家所看重的工業革命的現象。故史學家所見的工廠制不過是一連串變革下的其中一環，此過程中「成本」才是推動制度變革的因素。

廠商之所以取代市場乃因其能使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降低。書中說道：

專業化分工程度越高，從最初生產者到最終消費者的生產步驟也就越多，而衡量成本也就越高（既然在每一步驟都必須衡量）…階層組織取代市場最主要是因為規模經濟是在團隊生產中產生的，但規模經濟之實現代價是對於團體中個別成員（代理人）成就表現要付較高的衡量成本。…因此，廠商雇用監督人員來約束代理人的行為，以減少逃避責任和欺騙的行為。(P46)

廠商藉此以確保產品的品質，同時也使得消費者因降低交易成本而願意購買，取代專業化分工的生產模式。

而工廠制是降低管理成本與增加生產力，並降低設計機器的成本：

工廠制的原因是要管理者監督生產過程。隨著直接管理和監督的發展，設計技術進步的成本降低了。…一但工人們被聚集到一個中心地點，得自團隊生產的效益就很明顯，隨著有較好的方法來衡量個人的貢獻，接著就能降低設計機器去替代人工的成本。(P176)

故史學家認為從技術變到工廠制是工業革命的重點，但以作者的推論看來，我不免開始思考是否交易成本的降低才是工業革命的推手，而其乃是從商業行為當中發展過來的。

關於導讀《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的回應(孜旻)

導讀說道：「第一次經濟革命始於新石器時代。造成革命的關鍵並非技術或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是人類社會出現了財產權。由於人口增加，原本沒有建立財產權的狩獵採集生產方式逐漸造成資源的耗費。於是，有武力為基礎的權勢興起，建立共有制或私有制的財產權、 發展農業並且形成國家組織。」

我認為財產權是建立在新石器革命的生產方式與技術的改變，並不能將其切割，單獨視之。我的推理邏輯是：新石器時代，從石器製作的進步(從打製到磨製，產生許多幫助生產的工具鏟、刀、鐮等)看來，人們發展出更精製的石製工具幫助採集或打獵。或許由生活經驗學習在什麼季節在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植物可以採收，或者在食用植物時，意外發現種子或果實可以長成作物，故開始了農耕生活。(或許精製的生產工具使得農耕成為可能)

由於製作石器技術與生產方式的改變，發展出農業，人們開始了定居的生活型態。由於定居因素，故所獵動物有剩餘時，先將其圈養，故也漸發展出豢養動物的活動。在食物的不餘匱乏之下，人們不再承受覓食的風險，農耕使得人們得以於長時間平均消耗食物，且以往花在狩獵採集的人力被大為解放，人們得以從事非生產性的活動，如製陶器，又此使得作物種子得以保存，產生了累積財產的基礎。

故我認為私有制的財產權，並非純由武力基礎所構成，國家組織的形成也非純由武力所推動，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之下，漸近成形的產物。

史料=史實？(孜旻)

在毛老師的blog文章(大歷史與小歷史 (總體與個體)) 中提及台史所陳芳明老師所言：「……史研所的訓練屬考據學，即凡屬史料，都等於歷史事實。……。由於相信史料等於事實，傳統史家在保持並選擇史料時，往往側重在大人格、大事件的議題上。」

此段文字令我回想起在歷史系修課時曾討論的議題：

史料(Historical material)=史實(Historical Facts）？

在台灣從事史學研究，多偏向所謂的「史料學派」。史料學派在從事歷史研究時對史料相當重視，並非單純相信史料等於事實，而是藉由較多元、較廣泛的資料交叉比對與歸納、分析，得出一較趨近事實的史實。胡適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可見史學研究之嚴謹。而考據學派，即清朝時專門對古籍、史料從事校對與整理的人，他們治學的方式或許可以是史學研究的一項方法，但是也可以不是。例如敝系學妹，先前寫了篇關於武則天形象的報告，她所採的研究方法是：將新、舊唐書中，關於武則天的記載作條目的比對，找出其中的差異，並試圖對此差異作出解釋。但是史學研究有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如年鑑學派，透過科際整合的方式研究整體史，就非僅止於考據學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