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期末報告ppt(孜旻)

2.b.荷蘭人也曾佔領台灣，並且大力開墾，有「米糖相剋」的問題嗎?

不論「米糖相剋」究竟是米蔗競地，或是糖業資本與農民之間的利益衝突，各方論點皆有其邏輯與道理，故米糖相剋的形成可能的因素為：

1.可能是米與糖在生產上具有替代性，造成米蔗競地的結果。

2.可能是因為米蔗比價形成米糖業者、糖業資本與農民之間的利益衝突。

反觀荷據時期，稻米與甘蔗在生產上有競地的現象，或米蔗比價的情況，抑或任何關於米糖兩者互相影響的跡象嗎？

1636年12月28日《東印度事務報告》記載了米糖之收獲情形：

福爾摩莎生產的蔗糖日益增多；今年收穫12,042斤白糖，110,461斤黑糖，均運往日本。1637年種植園工保證可收穫30-40萬斤白糖，看來完全有可能。福爾摩莎的砂糖樣品我們已過目，純潔、白淨、顆粒結實；還期望能生產一大批薑和茯苓。稻米的種植也得到促進，福爾摩莎島可望成為荷蘭殖民地的糧倉。[1]

由這段記錄可見，蔗作與稻米均有成長，未見米蔗競地之現象。

荷蘭人占領台灣期間為1624-1662年，楊彥杰根據《巴達維亞城日記》、中村孝志的〈荷領時代之台灣農業及其獎勵〉等資料，編製水稻、甘蔗的種植面積表[2]，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米糖兩者之發展：

(單位:morgen)

表一：水稻、甘蔗種植面積表。(出處：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179。)

圖一：稻田與蔗園面積。(本報告製，採用表一之數據。)

由上表可見

*水稻的種植面積較波動，甘蔗的種植面積大體上為穩定的狀態

*1645年至1657年稻田與蔗園面積之消長，為正相關，並非彼消我長，經由Excel軟體之計算，相關係數為0.33，兩者競地之跡象不明顯。

總結：

*荷據時期從文獻記載之數據看不出有競地之情況，兩者土地面積反而均呈現逐漸增長的現象，而《東印度事務報告》中描述了兩種作物的產量均有成長，也未見此消彼長之勢，「米糖相剋」原因之一的競地現象並不顯著。

*其次，荷據時期的製糖全為大商人投資的雇工制，並沒有蔗價與糖價之別，故「米糖相剋」原因之二的利益衝突中之糖業資本與農民之間的衝突，也不復存在。

*最後，米價與糖價並沒有很密切的相關，荷據時期的「大米」多為島內移民食用，不若日治時期日本國內對稻米有需求，導致台灣的米作地轉種植蓬萊米以出口，再間接透過米蔗比價制度使得米蔗在價格上有所牽動，影響米糖業者之利益，故「米糖相剋」原因之二的米糖業者利益衝突也不存在。

徵引書目：

1.古慧雯•吳聰敏，〈論「米糖相剋」〉，《經濟論文叢刊》，24(2)：173-204。

2.陳兆勇•柯志明，〈米糖相剋:耕地的爭奪或利益的衝突〉，《台灣社會學刊》，35:23-74。

3.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4.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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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179。

[2]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179。

期中報告(孜旻)

因為我的簡報中有許多圖片表格，試過作成影片或是圖片放上來都太小，所以在這邊我放我的報告內容供大家參考~

IV.如果Adam Smith在乾隆年間（1776年）到中國蘇州來考察，當時經歷情況

可能有以下幾項最能引起他的興趣，並與其祖國英吉利作比較：

1）產業分工／市場規模（按：蘇州以織造業著稱）。

	中國(長江三角洲)	英吉利(英格蘭)
經濟型態	農業經濟
農業	1.家戶未脫離農業生產 2.經濟作物種植擴大	家戶未脫離農業生產
工商業	產業分工
	農村生產，商人銷售。 1.紡織業是主要的農村手工業。 2.棉紡工作後來也傳至城中： 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 3.產品由中間商收買，再轉售遠商	外包工制 農村手工業主要與紡織業相關，位於城鎮附近。羊毛、棉花等原料由城裡商人提供，後者在接受成品或半成品時進行檢查，並結清費用。包買商可隨需求變動，要求停工或復工。
	市場規模
	全國、海外市場 新的商人組織創造了擴大交換的方法，把中國主要城市、主要城市同市鎮網絡及各市鎮周遭農村聯結為一體，商品流通全國，甚至出口海外。	打破地域、海外市場 城市商人組織分配產品，並將產品運到遠處銷售。
經濟成長	斯密型增長(分工和專業化為動力的經濟成長)
	背景 1.人地比例急劇惡化 2.自宋朝發展出漸完備的市場 =>農民種植棉、桑等經濟作物與發展棉紡織業以吸引過剩的勞動力	背景 1.農場規模零碎化，無足夠農活可做。 2.良好的市場，出售農村手工業產品。 =>從事季節性手工業維持生計
農村工業化 對人口的影響	有助於維持早婚和高結婚率 =>促進人口增長	1.提供新的勞動機會 2.能夠分家，使結婚年齡提早 3.進而可能擁有較大的家庭 =>人口增長
工資水準	工資具有伸縮性(flexibility)
	直至19世紀，人口的變化，會改變工資、地租和地價之間的關係。	自1640-1850，實際工資小幅增加，但一旦人口開始較快增長，實際工資亦開始下滑。

由上表可見，中、英以織造業為例的產業分工與市場規模相類似，經濟成長均為古典學派亞當．斯密所言之經由分工和專業化所推動，也就是學者稱的「斯密型增長」。

*上表內容資料主要整理自：

1.王國斌，《轉變的中國》，上篇。

2.布勞岱，〈第六章:工業革命〉，《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卷三。

2）行會。（按：英吉利以公會最有組織)

	中	英
行會發展	唐宋形成，各朝代名稱不一，唐宋稱「行」，宋元至明初稱「團行」，明中葉後稱「公所」、「公會」、「行幫」等。	經歷了商人行會、手工業行會和公會三個發展階段。15世紀以後，公會成為英國行會組織的主導形式。
組成形態	未曾出現類似英國商人行會和公會形式，專業技術人員行會是唯一的形式。	公會的建立是透過手工業行會(其按城市組織)的合併。
例子	依手工業不同而形成的各種行會，如泥作、木匠、竹工、裁縫工、機工、染業、彈棉業等行會。	1479至1517年間，財力雄厚的倫敦皮革商行會合併了同城的手套匠、鐵袋匠、鞣白皮匠和皮囊匠行會。
意義	為專業技術人員組成，有以下職能： 1. 限制勞力供給 2. 減少彼此競爭 3. 劃一員工待遇 4. 自我彼此約束 5. 違者予以懲處	生產關係的變革 手工業行會的合併使商人和生產者之間發生直接聯繫的機會增加，前者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後者。例如倫敦呢絨公會内部共有三個與呢絨加工和貿易有關的階層，其經濟地位大相徑庭。 公會職能:學徒人數限制、維持市場秩序、規範成員行為、產品品質抽查與控管等。

由表中可見，中國與英國的行會發展過程不同，中國的行會是依手工業不同為分類，而英國為由商人行會漸過渡至手工業行會，再發展至公會，但是兩者職能類似，均為規範成員與維持市場機制。

*上表內容資料主要整理自：

1.侯家駒，《中國經濟史（下）》，Ch.21。

2.金志霖，〈試比較中英行會的組織形式——兼論中國行會的特點〉，《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3）商幫

中國在商業組織發展部分，與英國的行會發展不同。在中世紀，英國的商人經商需由國王或領主授與「特許狀」始獲於自由城市商貿製造的權利，但是營業自由（權利）還是由行會把持著，各行業行會把持不同行業的經商權，只有在加入行會並獲得行會的特許之後才能獲得經商資格[1]。然而，中國的商業組織起初可能是與地緣性強烈的「商幫」密切相關，即商人在本籍以外的地區經商，因為人數眾多，又彼此相濡以沫，故被人稱為「XX幫」[2]。

而備受學者爭議的「會館」是否為工商業行會[3]尚無定見，但「工商業會館」最初為因應地域商幫販運商品坐地經銷的需要而產生的儲貨場所與旅居之地。〈論明清工商會館的市場化進程〉[4]一文指出：

乾隆四十一年《吳縣永禁官府占用錢江會館碑》寫道：「商賈捐資，建設會館，所以便往還而通貿易，或存貨於斯，或客棲於斯，誠為集商交易時不可缺之所。」（注：彭澤益，《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上卷）[C]》，北京：中華書局，1995.12）。

故可見工商會館的設立，起初是由於經商儲貨與旅居之需要，之後才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功能。至於「會館」被學者認為是工商業行會，具有同業規範等功能，〈論明清工商會館的市場化進程〉[5]文中也對此作出解釋，詳述了工商業會館的發展歷程：

交換商情，評議市價，規範市場行為的需要，是工商會館進一步發展的原因。如果會館僅僅是作為商人的儲貨倉庫或旅居館舍，工商會館就不會在明清時代發展到那麼繁盛的局面。事實上，推動會館發展的直接動力，是交換商情、評議市價、規範市場行為的需要。地緣商幫在客地以會館為根據地，業務開展起來以後，必然會與本地商幫和牙行腳行之間發生利益衝突和業務矛盾。同時，利益刺激下本幫商人內部的不規範市場行為也會不斷增加；而中國官府歷來對市場運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不過多干涉。這便迫使商人為了維護本幫商人的利益，維持市場運作的正常秩序而自發組織起來，以會館作為固定的辦公場所，在會館召集眾商評議市價，溝通商情，制定行規業律，制裁不正當競爭行為，以保證本幫商人業務在客地的正常發展。這是工商會館作為商幫常設機構獲得鞏固和發展的主要原因。

故明清時期的商業組織源於「商幫」，僅管有學者認為其聚所「會館」是「工商業行會」，而其發展到後來其性質也幾乎可以稱之為「商業行會」，但其形成背景過程與英國的商業組織之形成過程不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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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詩偉，〈論商法的獨立性—以商事主體（商人）為中心（二）〉，《國聯民商法網刊》，2007年第5期。

[2]侯家駒，《中國經濟史（下）》，Ch.21，p889。

[3]會館是否為工商業行會學者各持不同看法，侯家駒於《中國經濟史》將其歸為行會，而呂作燮於〈明清時期的會館並非工商業行會〉一文，則抱持不同見地。

[4]李剛，宋倫，高薇，〈論明清工商會館的市場化進程〉，《蘭州商學院學報》，2002年6月。

[5]李剛，宋倫，高薇，〈論明清工商會館的市場化進程〉，《蘭州商學院學報》，2002年6月。

小組報告投影片摘要

1.宗教團體為數眾多，但是其中較具規模的幾個：慈濟、法鼓山、佛光山、中台禪寺，各據一方，除了作功德外，也不忘大興土木(資本累積)，如何解釋?

賴建誠教授的觀點
〈為什麼歐洲的教堂要蓋這麼大這麼久？〉
1.孔雀開屏效應（grandeur effect）
2.獨佔地方資源
3.繁榮地方經濟，活絡當地的就業市場

A.R.E.的觀點
1.孔雀開屏效應
宣教、炫耀
2.獨佔地方資源
經濟狀況不同，不需要獨佔資源
3.繁榮地方經濟，活絡當地的就業市場
對經濟影響不大
現實需要 ex.信眾越來越多。

2.宗教團體的整合問題

理念：行善、心靈寄託。

教義：法門=行門（行善）+解門（誦經）
=>不同的發展方向

硬體、資金
沒有整合的誘因，但有合作的可能。

四大宗教活動比較

從歐洲宗教看台灣的宗教團體（孟容）

我沒有想過用經濟學的眼光來看歐洲的宗教活動會如此有趣，我可以大至理解以哲學的方式來了解宗教(宗教哲學)，但是由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所得到的結論，就好像以不同的層面將宗教給層層析離，很多的時候你並無法從某一特定層面看到另一層面的觀點。
　　把歐洲的宗教視為一個市場，市場上競爭的宗教商品眾多，其中以基督教為市場上占有率最大的宗教商品，姑且不論基督教如何在這個競爭市場上取得龍頭的地位，我想要討論的是「觀察基督教如何經營維持自己在宗教市場上的地位」，因為從存在主義的觀點來看，的確有一部分的人會將對於自我人生的主宰交付給宗教，我假設全人類中有一部分的人「需要」宗教這樣東西，因此「供給」相應而生，根據哲學理論，這些需求只要有人，就不會消失，這樣看來，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不用擔心需求，只需要煩惱在這塊幾乎固定的大餅中，如何能得到最大的那一塊餅，基督教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幾乎掃遍了全歐洲，它在歐洲投入大量的金錢、興建曠日費時、規模宏大的教堂，對此Bercea提出了「超額設備」的說法解釋了歐洲各國為什如此熱衷於高聳宏偉教堂的興建，一來將剩餘的資源大幅投入教堂的興建，二來透過如此「大手筆」的投資，希望能遏阻想要進入宗教市場的其他競爭者，等於告訴他們「除非你能投入與我相當的資源，否則你別想在這個市場立足」，同樣的理由，我們可以檢視為何近年台灣宗教市場上各據一方的宗教團體也開始大興土木。
　　另外，相較於歐洲的宗教市場呈現了均衡的狀態，台灣現在宗教市場上「北法鼓、南佛光、中中台、東慈濟」的勢態是否為均衡？四個宗教流派，看似互異，但其實都是挾著佛教教義為本，與歐洲的基督教市場上支派林立的情況相去無多，近年來文地理學的研 究範圍中興起來一門名為「宗教地理學」的討論主題，我在國家圖書館找到一篇由彰師大地理學系碩士生王靖茹所作 的「台灣民間信化信徒宗教活動空間選擇行為分析」，但是很可惜的是無法查尋到全文，僅引出他在摘要提出的與我要討論主題相關的看法，「本研究假設台灣民間信仰信徒的宗教活動空間行為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不但會受到空間距離、旅行成本大小的影響，還會受到宗教設施所在的區位環境屬性和規模的 影響。」在經過統計卡方檢定後，他得出結論「台灣民間信仰信徒的宗教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是雷同於日常生活的其他活動，決策時都會受到成本效益的影響，由此可進一步推論理性選擇、最大效用、最小成本的決策機制，可能並非僅存在於市場交易活動中。」借用該論文結論，我想對於台灣佛教為何呈現四足鼎立的情況，而是否接下來會發展成一家獨大，或維持四個主流派系的均衡，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解答，如果說各家信徒在選擇該跟隨哪家時，地理上的接近也是他的決策因素之一，則也許一家獨大的情況不會發生。但信徒在選擇其信仰時，還有其他的考慮因素，則這個因素得另立一篇來探討。

廠商存在的本質與工業革命再認識(孜旻)

在閱讀《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作者以交易成本的論點，對工業革命產生一系列的推理甚是精彩，既打破讀者對工業革命原先的歷史認知，也使人深思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究竟會使研究越作越明，對當代經濟現象產生更深刻的認識與解釋，抑或將經濟學家帶往純數量的學術理論殿堂，因為推動經濟制度的改變之因素是「其他條件」？

作者認為工業革命不像歷史學家對機器的稱頌與看重，而認為一切生產制度變革的推手是「交易成本」。私人交易的前提是有明確的財產權，而其改善了要素和產品市場。結果，市場規模的擴大導致了更高的專業化與勞動分工，從而增加了交易成本。組織變動的設計旨在降低這些交易成本，結果不僅降低了創新的成本。同時又因市場規模擴大以及發明的財產權得到更好的界定，從而提高了創新的報酬率。正是這樣一系列的發展舖下了真正的技術革命－第二次經濟革命，也就是科學與技術的結合(P168)

就我的理解，作者的意思是工業革命始於市場規模擴大，其導致專業化分工程度越高，又此現象導致廠商取代市場，之後利於監督員工與增加產能的工廠出現，降低管理成本、同時專利權有創新的誘因，機器設計，使得機器取代手工的情況在工廠內發生，此即史學家所看重的工業革命的現象。故史學家所見的工廠制不過是一連串變革下的其中一環，此過程中「成本」才是推動制度變革的因素。

廠商之所以取代市場乃因其能使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降低。書中說道：

專業化分工程度越高，從最初生產者到最終消費者的生產步驟也就越多，而衡量成本也就越高（既然在每一步驟都必須衡量）…階層組織取代市場最主要是因為規模經濟是在團隊生產中產生的，但規模經濟之實現代價是對於團體中個別成員（代理人）成就表現要付較高的衡量成本。…因此，廠商雇用監督人員來約束代理人的行為，以減少逃避責任和欺騙的行為。(P46)

廠商藉此以確保產品的品質，同時也使得消費者因降低交易成本而願意購買，取代專業化分工的生產模式。

而工廠制是降低管理成本與增加生產力，並降低設計機器的成本：

工廠制的原因是要管理者監督生產過程。隨著直接管理和監督的發展，設計技術進步的成本降低了。…一但工人們被聚集到一個中心地點，得自團隊生產的效益就很明顯，隨著有較好的方法來衡量個人的貢獻，接著就能降低設計機器去替代人工的成本。(P176)

故史學家認為從技術變到工廠制是工業革命的重點，但以作者的推論看來，我不免開始思考是否交易成本的降低才是工業革命的推手，而其乃是從商業行為當中發展過來的。

關於導讀《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的回應(孜旻)

導讀說道：「第一次經濟革命始於新石器時代。造成革命的關鍵並非技術或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是人類社會出現了財產權。由於人口增加，原本沒有建立財產權的狩獵採集生產方式逐漸造成資源的耗費。於是，有武力為基礎的權勢興起，建立共有制或私有制的財產權、 發展農業並且形成國家組織。」

我認為財產權是建立在新石器革命的生產方式與技術的改變，並不能將其切割，單獨視之。我的推理邏輯是：新石器時代，從石器製作的進步(從打製到磨製，產生許多幫助生產的工具鏟、刀、鐮等)看來，人們發展出更精製的石製工具幫助採集或打獵。或許由生活經驗學習在什麼季節在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植物可以採收，或者在食用植物時，意外發現種子或果實可以長成作物，故開始了農耕生活。(或許精製的生產工具使得農耕成為可能)

由於製作石器技術與生產方式的改變，發展出農業，人們開始了定居的生活型態。由於定居因素，故所獵動物有剩餘時，先將其圈養，故也漸發展出豢養動物的活動。在食物的不餘匱乏之下，人們不再承受覓食的風險，農耕使得人們得以於長時間平均消耗食物，且以往花在狩獵採集的人力被大為解放，人們得以從事非生產性的活動，如製陶器，又此使得作物種子得以保存，產生了累積財產的基礎。

故我認為私有制的財產權，並非純由武力基礎所構成，國家組織的形成也非純由武力所推動，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之下，漸近成形的產物。

史料=史實？(孜旻)

在毛老師的blog文章(大歷史與小歷史 (總體與個體)) 中提及台史所陳芳明老師所言：「……史研所的訓練屬考據學，即凡屬史料，都等於歷史事實。……。由於相信史料等於事實，傳統史家在保持並選擇史料時，往往側重在大人格、大事件的議題上。」

此段文字令我回想起在歷史系修課時曾討論的議題：

史料(Historical material)=史實(Historical Facts）？

在台灣從事史學研究，多偏向所謂的「史料學派」。史料學派在從事歷史研究時對史料相當重視，並非單純相信史料等於事實，而是藉由較多元、較廣泛的資料交叉比對與歸納、分析，得出一較趨近事實的史實。胡適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可見史學研究之嚴謹。而考據學派，即清朝時專門對古籍、史料從事校對與整理的人，他們治學的方式或許可以是史學研究的一項方法，但是也可以不是。例如敝系學妹，先前寫了篇關於武則天形象的報告，她所採的研究方法是：將新、舊唐書中，關於武則天的記載作條目的比對，找出其中的差異，並試圖對此差異作出解釋。但是史學研究有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如年鑑學派，透過科際整合的方式研究整體史，就非僅止於考據學囉。